大理寺,是赵国的法律机构,得名于曾经担任过“理官”的嬴姓祖先皋陶,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,大力提倡“法治”的传统依据。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,又被称为“大理寺卿”,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,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,计然又不负责法律,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?
却听赵无恤说道:“计相应当记得,因为天灾**,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,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,效仿夏禹和周公旦,除了官方宴飨外,严禁国内酿酒、卖酒……”
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,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,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。到了夏代,相传大禹之时,有匠人仪狄造酒,作为贡品献上,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,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,不知不觉喝醉了。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,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,并预言道: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!”
果不其然,后世夏桀、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。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,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,让他们的身体垮掉,精神也陷入了癫狂。
总之酒这东西,少饮能让人愉快,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,便万难填充,古人开始意识到,对这种东西,必须加以遏止。
于是殷周革命之际,周公旦就在《尚书·酒诰》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。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“庶群自酒,腥闻在上”的颓废社会风气,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,规定民间无故不得“群饮”,违者则“尽执拘”,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,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。
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,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。进入春秋之后,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,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,酒醉误事外,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:节约粮食。
先秦时期,中国果酒不太发达,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,需要消耗大批粮食,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,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,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。
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,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,于是去年,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,并让邓析出台法令:“三人以上,无故群饮,罚钱三百”!
赵国在还没建立前,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“禁酒时代”。
对此,赵无恤一开始是自我感觉不错的,不单因为同时代的晏婴等人多次站出来提倡饮酒要节制,最好是禁止酒类酿造贩卖,更因为历史上的赵襄子,也是个出了名的酒鬼。
无恤记得自己曾看到过一篇小寓言,说是赵襄子在战胜知伯后志得意满,彻夜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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